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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大津事件”看司法独立

皇权偶尔压抑于律法,往往取决于司法官的人格魅力,没有法治的土壤,永远长不出法治的果子来。…

   近几年,人们多谈论起司法独立来,业内人士就如何司法独立也鼓噪得厉害,仿佛司法独立这一法律制度是新鲜玩意似的。其实,从司法实践上讲,司法独立古已有之、中外有之,只是有些制度和判例存留了下来,而有些判例却成为过眼烟云。因之,不由想起发生在日本的“大津事件”和古中国的几个判例来。
   “大津事件”发生在日本明治24年(1891年)5月,当时日本明治宪法刚刚颁布实施几个月,俄国皇子尼古拉访问日本,在滋贺省大津市突遭警察津田三藏行刺,额头受轻伤。当时,日本军事力量远在沙俄之下,日本政府担心此事会影响日云南癫痫正规医院俄邦交,从而对当时日本大审院(最高法院)施加压力,要求法官依照当时日本刑法第116条的“皇室之罪”,处津田三藏死刑。当时大审院长儿岛惟谦面对政府的压力,力持“罪刑法定”原则,认为杀害日本天皇或其家族适用刑法杀害皇族罪,俄国皇子尼古拉不是日本皇室,并不能适用刑法的这项规定,因而对津田三藏只能以普通杀人未遂罪论处,因而获得其他法官一致赞同,津田三藏最后以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    法学家认为,大津事件“在日本的裁判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。”日本法学界泰斗官泽俊义认为,日本司法权独立的传统是在大津事件中确立的。由于儿岛惟谦强调司法独立,因此使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司法权给与肯定和尊重,儿岛惟谦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“护法之贵州哪家医院治疗癫痫病好神”。

    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原则,也意味着司法活动不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干涉和左右。在某种荣耀或者光彩出现时,国人总能引经据典、搜肠刮肚弄出“古已有之”来,以此炫耀身世,当然,考证出的“古已有之”自然也就有真赝之分了。其实,古中国已有的司法独立判例远在日本“大津事件”之前。汉文帝某日出游,一百姓惊扰了御马,文帝险些被摔下马来,百姓遂被捕获,送交廷尉张释之治罪,被依律定为“犯跸”,处以罚金。文帝获知老大不高兴,怪处罚太轻,张释之只好给文帝“上课”:“法者,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,今法如此而更重之,是法不信于民也。”在此,张释之强调了“罪刑法定”;当然,家天下里,张释之也得给皇帝佬儿一个台阶下:陛下若当即杀之,也便罢了,女性癫痫形成的原因既付廷尉,臣不敢亏法,你皇帝佬儿就别说三道四了,后来,文帝不得不认可了张释之的判决。在此,张释之强调了“司法独立”。张释之后,出现了隋朝大理少卿源师、唐朝大理少卿戴胄不为皇权所左右而独立审判的判例。

    其实,古中国不乏司法独立的判例,其意义不在“大津事件”之下,那么,这些判例为何对我国司法的影响未起波澜呢?缺少秉公执法的司法官吗?不是,古往今来我们并不缺少循吏和打龙袍的司法官,是法律制度缺失吗?显然也不是,古来中国刑法民商法已较完备。但那么多的依法断狱判例为何却不能成为司法制度,进而被传承下来呢?我想,人治该是唯一的桎梏了。人治是不允许法治左右权力的发挥的,所谓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便家天下治疗癫痫病哪家医院正规淋漓尽致的写照,人治便是他的标本。国家选择某种制度直接反映了在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取舍的份额,但人治国家绝不会把媚眼抛向法治的,至少不会青睐,皇权偶尔压抑于律法,往往取决于司法官的人格魅力,没有法治的土壤,永远长不出法治的果子来。可想而知,“大津事件”只能发生在日本,而绝不会是在清朝。

   1891(光绪十七年)年6月末至8月4日,丁汝昌提督率北洋舰队的主力定远、镇远、致远、靖远、经远、来远六舰编队在日本炫耀,岂不知日本人厉兵秣马,到了1894年,羽翼丰满的日本海军开始向北洋舰队开炮了。当然,这似乎无关法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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